看了两遍《孩子王》之后，很冲动，有很多问题在心里打转，马上和他联络。凯歌万万也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，说真格的，我跟他不过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大会上见过一次面而已，只记得他高高的个子，留了一脸大胡子，和颜学恕站在一起，不声不响不大说话，反而他爸爸陈怀结倒见过几次，那时，还不知道他的公子陈凯歌也是位电影导演，果然父是英雄儿好汉。
电话里我告诉陈凯歌，我看过他的《孩子王》，我个人觉得很好，好过《黄土地》，也好过《红高粱》，为《孩子王》不参加西德影展拿去戛纳而很不以为然。
我告诉他《孩子王》正在香港的“影艺”上演，影艺是一间二百人座位的迷你剧院，生意差强人意而已，观众以青少年学生居多，文艺界的人也不少，和《孩子王》同时上映的有《鸡同鸭讲》和《公子多情》，那两部影片都拍很得热闹，所以场场均告客满，也许那些观众看不仅《孩子王》吧！看过也觉得是“鸡同鸭讲”了吧！
我告诉他很多影评说他不忠实原著，我看不然，他当然改了一部分，也看得出他把阿城的《树王》和《棋王》的意向也引入《孩子王》之中
病态的中国，自恋的隐喻。
一天当中连续拉了好几部片子。
我想起来在木垒的时候，方如泉经理的未婚妻（我喊她叫嫂子）曾经向我们提出过一个问题（当然也有可能本身没有期待要获得什么令她自己满意的答案）:好作品是不是都得是能让普通读者看懂的呢?
我一开始没有回答，后来我给出了这样的答案:不是，文学往往会被其他的一些专业利用，比如政治，当被政治利用的时候，它就会偏靠于它的宣传性作用。然而当文学直面其自身的时候，文学又有了其自己要回答、要解决的问题，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文学性的问题。
陈凯歌的《孩子王》真是烂透了，和滕文骥版的《棋王》一操性。有种到是把阿城那些对文革的侧面描写都拍出来啊，没了暗讽还说个屁的忠于原著，操蛋。
有了滕文骥版《棋王》的经验，对于同样改编自阿城的《孩子王》多少已经有会被陈导阉割的觉悟。看了10来分钟，果然电影中把阿城原著中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侧面描写全数剔除。诸如在孩子没有课本，老杆前去责问时所说——“国家为什么印不出书来？纸多得很嘛！生产队上一发批判学习材料就是多少，怎么会课本印不够?”老陈正色道：“不要乱说，大批判放松不得，是国家大事。课本印不够，总是国家有困难，我们抄一抄，克服一下，嗯？”我自知失言，嘟囔几下，走回去上课。
诸如此类原作中对当时时代背景氛围的描写完全抹杀无视，这样的电影还能被叫好，还会被说忠于原著，实在是无法理解。
原著中以侧面描写，充斥着的对那个时代的无奈与抗争，在电影中被彻底改头换面成了一个歌颂乡村教师的主旋律电影。这让我想起以前内地电视台将在香港发布23条时所遭到的抗议游行，篡改成了庆祝游行，真TM有才。
此外
【孩子王】启蒙者的不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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